【汉语】“外来语”和“新造语”
由认定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、“宗教”为“外来语”，从而认为科学、哲学也是外来的学问；或者先认定科学、哲学是外来学问，后说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是外来语，最近又引起了学界的注意。
乍一看，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就是外来语，因为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的词汇。作为一门学问，也是和外国接轨的。所谓“接轨”，就是说，是把中国的学问做成了外国的样子。而从洋务运动开始，中国人学习外国的科学；从颜复译书开始，中国人又学习外国的哲学之类，也的确是事实。于是，科学、哲学是外来学问；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也是外来语，也就十分容易地为人接受。
然而细加考察，则“科学”、“哲学”、“宗教”之类，和“坦克”、“吉普”之类的外来语不同，和“VCD”、“WTO”之类的外来语更是有别。
被中国人指称为“科学”的东西，如果作为“外来语”，则应该称“赛因斯”，或者干净利落，就用Science。而中国人也确实如此称呼过的。所谓德、赛二先生，学者们并不生疏。然而，中国人到底还是用了“科学”，这就如同现在用汽车、电脑等等词汇一样，是新造了一个词。可以叫做“新造语”，但不是“外来语”。
用新造字、词表示新出现的事物，在汉语中是经常现象，在外语中也是经常现象。事物在发展，语言也在发展。新的事出现了，就需要新的词汇来描述它，老事物消亡了，相应的词汇、甚至文字也要跟着消亡。语言文字中这种新陈代谢现象，就和物种变异一样的不可避免。
在中国语言中，上至“皇帝”，下至“人民”。雅如“神游”，俗如“泼皮”。相对于它们的过去，都是新造的词汇。同时，诸如“诸侯”、“黔首”之类词汇，或已经、或正在走向死亡。如果今天要问人，什么叫做“蝉匷”，甚至专治国学者也未必知道。至于经学、玄学、理学、心学之类，也是新造语，也是它们过去所没有的词汇。“科学”，就是这样一种新造的词汇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人反思外国船坚炮利的原因，知道是有一种学问在支持着。对于这种学问，中国人曾经用过不同的名称去描述它，比如“格致”就是一种。后来，“科学”一词逐渐普及，并为大家所接受。延续直到今天。
那么，中国人为什么要用“科学”来描述这样一种新的学问呢？我们从清朝遗老们的记述中，或许还能看到一点当时的思想痕迹。《清史稿》载：三十一年，监臣奏於南学添设科学，未几，裁国子监，并设学部。（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六）
这里的“科学”，乃是一类新学问的总称。《清史稿》卷一百七继续说：中、小学科目，不外普通教育之学科。其特殊者，则读经、讲经一科也。学务纲要载中、小学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一节》其言曰：“学堂不读经，则……中国必不能立国。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，即由小学改业者，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，略闻圣教之要义，以定其心性，正其本源。惟学堂科学较繁，晷刻有限，概令全读十三经，精力日力断断不给。兹择切要各经，分配中、小学堂。
在这里，科学，是和读经相对立的一门学问。读经要定其心性，所以管的是德行；科学与读经相对，管的是知识。《清史稿》一百七继续说：学生以端饬品行为第一要义，监督、监学及教员随时稽察，详定分数，与科学分数合算。
科学的内容，则包括了“经义”以外的所有诸科：廷试用经义、科学、论、说各一，其医、工、格致、农等科大学及各项高等实业学堂毕业者，免试经义。（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八）
当时归于科学的，还有“法、政”诸科：光绪季年，设进士馆，课鼎甲庶吉士及阁部官以法、政诸科学……（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八）
不仅如此，凡不能归入经学、策论之旧科目的，几乎都要归在“科学”名下：清之末叶，欧风东渐，科学日昌。同治初，设江南制造局，始译西籍。光绪末，复设译书局，流风所被，译书竞出，忧世俊英，群研时务。是时敦煌写经，殷墟龟甲，异书秘宝，胥见垲壤，实足献纳艺林，宏裨学术，其间硕学名儒，各标宗派，故鸿篇钜制，不可殚纪。（《清史稿》卷一百四十五）
“科学”在当时的真正含义，不过是“分科”之学：（伊克坦上言：）一，请崇圣学。《易》端蒙养，《礼》重师教，《书》述逊敏，《诗》颂缉熙，圣学精微，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。（《清史稿·卷四百七十二》）
也就是说，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学，是圣学，是皇上要学的帝王之学。此外的，就是寻常科学，是一般儒生们所学的。
据《清史稿》，则当时归在“科学”名下的，有以下诸科：政治、法律、历史（分中、外、万国三史及中外地理）、文学（分中、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等）、医科（分医学、药学）、格致科（分算、星、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、地质）、农科（分农学、农艺化学、林学、兽医）、工科（分土木、机器、造船、造兵器、电气、建筑、应用化学、火药、棌矿、冶金）、商科（分银行及保险、贸易及贩运、关税）。
这种儒生们所治的一般科学，是由于“欧风东渐”才逐步热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主要是西方传来的。西方传来的学问，起初干脆就称为“西学”。所谓“欧风东渐”，实际上也就是“西学东渐”。那么，此时的儒者，为什么不径直称这种学问为“西学”，而要称其为“科学”呢？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些学问，虽然是“欧风东渐”后才热起来的，但并不完全是西方传入的，所以不能简单地称为“西学”。比如法律、历史、文学、算、医等，过去的教育制度中，本来就有这些科目。过去分科以举士，所以称为“科举”，现在分科以治学，所以称为“科学”。这不是说过去治学就不分科，而只是由于现在分科特细，使分科成为了现代学术的特点罢了。
过去的学问，最高者为修身养性。《论语·学而》道：“贤贤易色。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”。孔门四科，第一就是德行。孟子则说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而其最终目标，乃是成贤成圣。新的学问，其目的主要是求知识。于是和Science就有着对应的关系，指称着同一类东西。不然的话，就难以理解Science为什么最终会被称为“科学”。
把外国词汇译成中国词汇，基本原则是两个词要互相对应，指称着同样的、至少是相近或者类似的事物。如果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，则需要再造一个。如果再造的不合适，或者干脆就造不出来，那就是只好音译，甚至原样搬进。我们过去搬进过，比如佛、湼槃、般若、菩萨等等都是。现在我们也在搬进。芭蕾、坦克都是。今后这种搬进会越来越多。但“科学”不是，它是我们新造的，用以指称一种新的学问的词汇。
既然是新的学问，又是欧风东渐后热起来的，那么，这不说明中国原本没有科学吗？然而，可以用新造的词汇描述新的事物，只能说明过去曾经有过类似的东西，否则这种新造的词汇就无法使人理解。自然，需要新造一个词汇，也说明过去的和现在的并不一样，否则就无须新造。不过孩子虽然不是成人，但成人是从小孩长大的，所以小孩也可以称之为人。中国古代的追求知识的学问虽然不如现代，但他们也是追求知识，因而和科学同类。我们只能说，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哥白尼、牛顿以来那样的科学，但要说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，进而又说连“科学”这个词也是外来的，则失之过勇。
“哲学”也有类似的情形。中国人最后之所以选取“哲学”作为Philosophy的对应词，也当是因为中国古语不仅有“既明且哲”、“知人则哲”、“能哲而惠”之类的话，还有“哲王”、“哲人”、“哲夫”、“哲妇”之称，特别是孔子自称和被称为“哲人”，影响深远。因此，在中国语言中，哲，就是智慧。而这个译名，也是准确地把握了这门学问的本质。
至于“宗教”，更不是什么“外来语”，而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词汇去指称Religion。这个新造语说明，在中国人看来，Religion乃是一种教。什么教呢？宗教。而不仅仅是礼教、名教、儒教、佛教、道教等等。而宗，依《说文》：“尊祖庙也。从宀从示”。而示，乃是“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它是与神有关的教。也就是《周易》的“神道设教”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最早以“宗教”自称的是佛教。释法经《上（隋）文帝书进呈众经目录》中有：“发明宗教”语。其后的《五灯会元》，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禅林僧宝传》等佛教著作中，“宗教”已经成为他们自称的非常普遍的用语。其《禅林僧宝传·大觉琏禅师》还有：“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，琏答之书……”云云。很可能，宋朝士大夫也熟知这个“说法”，只是他们不愿以此尊称佛教为“宗”而已。
所以当中国人用“宗教”一词去称呼“瑞里君”的时候，真实的历史过程不是因为人家叫宗教自己也要叫宗教，而是中国人看到它和佛教，还有儒教、道教是一类存在物，所以才用自己固有的语言去描述它们全体。说“宗教”是中国固有语言，因为此时的佛教已经完全是中国的，“宗教”一说也不是从印度传来的。
